探索一条通识教育的发展新路

2014.01.02 13:42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记者 陈彬

北航发布国内高校首份通识教育白皮书

探索一条通识教育的发展新路

　　时至今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通识课程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高全喜还记得，北航校长怀进鹏在2010年时与他的一次谈话。谈话中，怀进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北航培养的人才多局限于工程专家、专业领导人，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学生的成才率很低？为什么在校园文化和学生人文情怀的塑造方面，我们如此缺乏？”

　　从某种角度上说，北航的通识教育正是起步于这样的疑问之上。

　　如今，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北航不但建立了自己的通识教育体系，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通识教育之路，而且在近日举行的北航2013年度本科教学工作会上，该校还发布了国内高校首份通识教育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北航通识教育从最初的试点转向了全面普及，我们将探索一条以理工科为主导的大学进行通识教育的新路。”怀进鹏如是说。那么北航的通识教育发端于何处？又将走向何方？

　　稳步推进的改革过程

　　回顾北航近些年的通识教育之路，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根据此次发布的白皮书介绍，就在高全喜与怀进鹏谈话的同一年，北航开始由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知行文科试验班开展通识教育，并随着文科大类招生逐步扩展到全部文科学生；2012年，该校通过《人才白皮书》暨“长城行动计划”，将“构建通识课程体系，实现通识基础的专业教育”作为十项基础性工作之一，进而将通识教育扩展到全校学生。

　　2013年，北航成立了通识课程建设委员会，全面负责全校通识课程建设，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着手起草《北航通识教育白皮书》，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定位为本科生教育的校级核心课程。通识课程将逐步取代公共选修课程。

　　“目前，我们已经把通识教育推广到了学校的几个理科院系。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实现通识教育在全校的覆盖。”高全喜说。

　　在课程体系上，经过多年的摸索，北航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鉴于通识课程建设是一个逐步培育的过程，在课程建设初期，我们只能在最低限度上让学生在文史、社科、理工三大学科方向上选修通识教育课。”高全喜说，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北航在此三大学科之上，又开设一类跨学科的课程，即“经典研读”。旨在培养学生重新理性地审视现实生活，并逐渐进行理性改造的能力。

　　基于此，北航的通识课程体系大致分为经典研读、人文素养、社会科学和科技文明四大板块。其中除“科学文明”板块外，其他三类都可归属于大的“人文素养类课程”。而在此课程中，“经典研读”板块以阅读人文、社科经典为主的课程；以文史哲和艺术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构成了“人文素养”板块；以政经法为主要授课内容的课程则构成“社会科学”板块。

　　转型高校的借鉴意义

　　在高全喜看来，北航通识教育的改革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

　　“在历史上，北航曾是一所典型的理工类院校。只是在近些年才转型为综合类院校，但依然保持着很强的理工类行色。而这类院校在国内高校中并不在少数。在推进通识教育的工作中，这类院校具有着很多共性。”高全喜说。

　　比如，在此类高校中，几乎都存在着大量的理工科生源，而在另一方面，能讲通识教育的教师队伍却是奇缺的。更重要的是，在这类高校中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即只要把公选课稍加改头换面，就可以成为通识教育。

　　“这是完全错误的，”高全喜说，通识课程与公选课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公共选修课程是配合原来“以专业教育为主导”的本科教育模式的补充性课程。而通识课程则是配合“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的本科教育模式的基础性课程。“以北航为例，《白皮书》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定位为本科生教育的校级核心课程，这与原来处于补充和从属地位的公选课定位完全不同。”

　　因此，北航的通识教育改革对其他高校而言，也就有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例如，在几乎所有高校的通识课程改革中，都会面临一个回避不了的难题，即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的矛盾。“学生四年的时间是固定的，如何协调，这是个难题。”

　　结合北航具体的理工科专业特色，该校采取的措施是，对于文科生，在第一年实行集中的通识教育，从第二年开始加入专业教育。而对于理工科学生则是将通识教育分散在四年之中，强调循序渐进。”高全喜说，这样的时间分配，可以比较好地兼顾两者的需求，而这种做法对很多高校也是适用的。

　　着急不得的发展之路

　　在北航，知行文科试验班是学校实行通识教育最早，也是最核心的教育对象。这里的学生从大二时，就要到专业院系接受专业教育。一天，某门专业课程的老师对高全喜说，他给上课的实验班学生提了点要求，即先让其他同学发言，他们晚点儿再举手。“因为这些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能力特别深刻，一般他们回答后，别的同学就不好意思说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通识教育的成功。”高全喜说。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坦言，现有通识教育模式并不能在更大范围内迅速推广。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识教育是‘奢侈’的。”高全喜解释说，因为这种教育模式需要小班化教学，需要教师批改作业，需要师生建立起顺畅及时的交流渠道。而要满足这种要求，就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还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资源的投入。

　　以北航高研院为例，目前该院共有10名教师，每人最多开设3门通识课程，如果按照每门课程招收30名学生计算，每学期只有900名学生可以申请到通识课程的学习，而每年北航仅新入学学生就有几千人。

　　为解决师资力量的不足，高全喜利用北航作为在京高校的便利条件，聘请了大量知名学者为学生代课，并指定研究院老师为这些学者的助理教授，在协助教学的同时，学习相关知识，最终达到能独立授课的目的。用这样的方法，他已经培养了多位北航自己的通识课教师，然而，这种方式依然难以解决巨大的师资缺口。

　　采访中，高全喜表示，未来他们将努力引进更多通识课教师，而在通识教育已经成为校级核心课程的今天，这样的目标应该可以达到。“但我们依然会脚踏实地地稳步推进，通识教育急不得，如果摊开太快，就会‘注水’，反而得不偿失。在这一点上，北航如此，其他高校同样须要注意。”高全喜说。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通识教育亦为知识生产

2013.05.09 09:02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陈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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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通识教育，目前的论述已经很多，但对于通识教育是否属于“知识生产”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在一些人看来，如果仅仅把专业教育视为知识传授，那么通识教育是不能被解读为知识生产的。但在发言中，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却认为，关于何为知识生产，我们可能要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知识应属于学科分化出的知识系统。而且，现代知识生产正日趋演变为专业化的知识生产—传授机制，现代的大学体制也日益适应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机制。”高全喜表示，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机制是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意义的。但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工日渐细化，原有机制也愈加凸显狭隘与封闭的弊端。“每个专业都成为专业链条中的单一环节，生产者与学习者成为知识分工下的螺丝钉，人被自己的知识产物所宰制。这在一些后发国家表现得尤为剧烈。”

　　针对上述危机，人们也有一些举措加以应对。例如，开始重视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知识生产—传授，强调素质化教育等。但在高全喜看来，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专业化强势主导的弊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通识教育属于更为基础的知识生产，而只是采取补充的方式，辅助性地解决专业化知识生产的流弊。

　　“我认为，要克服现行大学的专业化教育弊端，根本举措是确立通识教育的主体地位，承认其在知识生产—传授机制的重要作用。”高全喜说，专业知识以及其机制固然是大学体制的一种形式，但通识教育也是另外一种重要机制，而且这种机制不仅不与原机制矛盾，而且还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甚至通识教育这种机制更为根本。其原因有三。

　　第一，通识教育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因为其塑造的是健全的人格。只有人格健全，才能从事专业知识的学习，进而保证专业的学以致用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危害社会。

　　第二，作为一种心智知识的教育，通识教育不能被视为业余教育，而是需要一套系统的知识生产—传授机制，而且这种机制具有主体性地位。高全喜表示，所谓主体性，就是自我构成不依赖其他知识的知识谱系。“我认为这点很重要，但在现代大学专门教育中却惨遭放逐。”

　　事实上，主体性系统曾是古典教育的根本。中西方古典教育也都有一整套系统且精练的课程体系，比如中国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高全喜说，这些古典通识教育经过现代大学的改造，已转化为现代形态的通识教育，“它们也是一种知识，具有自主性的独立地位。概括地说，就是立足于两种知识结构的融汇，即传统文史哲经典——培育完备的公民人格，和社会科学诸学科——培育专业知识，这也符合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

　　第三，通识教育虽然具有独立的知识生产—传授的主体性，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知识与专业知识是对立的、互相抵制的。恰恰相反，真正的现代大学体制，应是两种体系的结合。高全喜表示，心智的知识塑造自由健全的人格，而专业知识则开发人的知识技能。“就知识本身来说，两种知识生产恰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体用关系，通识教育之知识是体，专业知识是用，体用具备，才能使知识生产不异化，人不受宰制于知识，而是驾驭知识。”

一场有关通识教育的学者之争

2013.05.09 09:03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记者 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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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可能被培养为优秀的工程师，但却无法被培养为既具有中国文明自觉，也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君子群体。

　　中国现在缺乏这样的领导群体，他们最大的缺陷不是缺乏现代知识，而是对中国自身的了解不足。弥补这一不足，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古典开放。

　　只要是对高等教育稍加关注的人，相信对“通识教育”一词都不会感到陌生。近些年，通识教育一直是国内高教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和会议也层出不穷。

　　日前，一场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关于通识教育的研讨会在北航召开了。然而，不同于国内很多研讨会上的一团和气，此次会议从一开始似乎便多了一股“火药味”。究竟与会者在争论什么呢？

　　古今之论

　　此次研讨会，主办方确定会议主题为“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既然提到“复兴”，那就意味着，此前一定有“衰落”之时。对此，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是这样解读的。

　　“从历史上说，直到19世纪前，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姚中秋表示，其以养成君子为目标的教育理念也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在20世纪初，原有的君子教育传统却“衰落”了。

　　究其原因，姚中秋表示，由于在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精英看来，学习西方就必须结束中国自身传统。由此，现代中国形成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在该系统下，学生可能被培养为优秀的工程师，但却无法被培养为既具有中国文明自觉，也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君子群体。

　　“中国现在缺乏这样的领导群体，他们最大的缺陷不是缺乏现代知识，而是对中国自身的了解不足。弥补这一不足，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古典开放。”姚中秋说，当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自觉。“换句话说，我们开展通识教育应当以传承中国文明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

　　至于如何承担这一责任，姚中秋表示，通识教育的重点应是中国经史经典的研读。因为这些书籍承载的是中国之道，承载的是中国的基本价值。“我们的通识教育如果要养成现时代的士君子，就必须以中国之道灌注于这些青年的身体，以中国价值树立他们的人格。”

　　然而，对此有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丛日云。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处于中华文明的复兴阶段，但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成功的现代化。”丛日云表示，儒家的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在公德领域不一定适应，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公民，需要的是为他们传递现代文明。

　　“更何况，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价值来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所以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中华文明的内生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也应成为通识教育的题中之义。”丛日云说。

　　在他看来，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其实是对峙由现行教育造成的国民心理的不健康与人格缺陷。“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即树立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个人的成长与全球化这两大趋势，还原真实的历史，了解客观的现实，校正国人的偏见。

　　“当然，传播现代文明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中国古代经典。”丛日云说，但我们要把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教师培养学生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而不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

　　文典之惑

　　尽管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开设了专门的通识教育机构，但对于大部分高校而言，通识教育其实大体上相当于校内公共课教育。在这一背景下，一个问题就不能不被提出来：究竟有哪些内容是适合所有学生学习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陈壁生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

　　陈壁生表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章太炎曾提出所谓“四经”的说法，指的是《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部国学经典。章太炎曾在演讲中对为何要提出这四部经作过解释，即《孝经》可使人发扬自身天性，《大学》可综括学术，《儒行》能唤起人的勇气和德性。这些都是每位国人所必需的。“当然，在今天的教育中，《丧服》并非对所有人都适合，因为其涉及的很多内容，与当今独生子女时代没太大关系。”陈壁生说，但因为我们大多数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因此，《论语》可以作为一个替代者。换句话说，今天的通识教育中，《论语》、《孝经》、《大学》、《儒行》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经典。

　　然而，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一直强调现代观念的丛日云也有着自己的疑虑。

　　丛日云表示，对经典文本的阅读是中外教育通用的一种模式，但其效果如何却有待考虑。“如‘985工程’高校的学生素质相对较高，相信其读经典的效果会不错。但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到国内上千所大学，学生们对这些经典能读懂多少却是很大的问题。”他说。

　　此外，在丛日云看来，中国人读经典要比西方人更加困难。因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后，其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和古代生活相距更远，而西方现代文明则是从古代文明直接成长起来的，与古代人的距离相对更小。“如果一个国内年轻人飞到美国，并不会感到有多大的文化冲击。但是让他回到200年前的中国，他还能不能受得了？”

　　丛日云的忧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猛看来并不存在。相反，他认为西方人阅读经典的难度可能更大。“原因很简单——西方的经典文本很多并不是由本国先哲创造的，美国人去读一本希腊经典的难度并不比我们小。”

　　李猛表示，从国内高校10年的通识教育实践来看，我们在经典阅读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中文文献不需要翻译。“比如《论语》，你不能说100%能读懂，但70%的学生是能读懂字面意思的。”他说，高校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该阅读经典，而是应从中学教育开始，进一步提升学生最基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进入大学专业教育以后，很多学生已经错过了培养的最好时机，我们是不是该在这方面多作些切实的思考和努力呢？”

　　中西之别

　　通识教育虽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在西方却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一些大学也有着鲜明的“通识”特色，比如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朱振宇的博士学位便是在这所学校取得的。

　　据朱振宇介绍，波士顿大学设有一个专门的教学机构——大学教授项目（University Professors Program）。该机构由学校各个人文学科具有“大学教授”荣誉头衔的学者组成，机构没有固定的课程设置，而是在学生培养方面实行导师制，教授的知名度和灵活的培养方式让其成为了波士顿大学通识教育的标志。

　　“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士顿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像是古典的、强调‘人文精英’精神的博雅教育，其与训练基本生存技能的大众教育是相对的。”朱振宇说，然而，就在他拿到学位时，该机构却因为其在实行中表现出的弊病而被取消和重组。

　　朱振宇表示，该机构所表现的弊病可总结为：第一，导师制的随意性较大，难以形成制度性的选课方案；第二，导师研究方向、学派、个性等原因使导师之间的配合无法有效并长期稳定进行；第三，随着学术新动向的发展，过去的学科配合格局自然死亡。

　　“波士顿大学的大学教授项目重组所显示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传统意义的‘博雅教育’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暴露的弊端：第一，靠学者魅力维持的通识教育难以取得制度上的稳定性；第二，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在现代技术社会中受到强烈的冲击，不得不及时更新。”朱振宇说。

　　归国后，朱振宇就职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恰巧该校也是极其注重“通识教育”，但他们的观念却与波士顿大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我们进行新教师培训时，校方便公开表示：通识教育应对的是现代而非古典。西方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通识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而现代社会的学科机构已经非常不同，因此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面对当下的学科建制。”朱振宇说，而针对波士顿大学模式中“课随人走”的问题，浙大也提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即教师可以随便换，但是通识教育模式下的课程不能变，并且在开课时，实行严格的审核模式。“这样的设置固然保证了整个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对授课老师的个性产生了压抑，这其实也是个问题。”

　　此外，本着“欲上通识课，教师先通识”的理念，浙大也在全校开设“教师通识课”，并规定教师如想获得职称，必须参加一定量的“教师通识课”学习。对于这一做法，朱振宇很是赞同，但他同时表示，在执行过程中，这一做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通识课设置基本是遵循院系间“势力均等”的原则，而不具有核心导向性。还有一些通识课程不能开拓教师的学术思路，反而更像“人生常识补充课”。“我选修了一门‘食品营养与健康’课，从中知道了很多食品卫生方面的知识，但这种意义上的受益恐怕与‘通识教育’无关。”

　　朱振宇表示，如果说波士顿大学的教育模式偏重于古典的“博雅教育”的话，浙大“通识教育”更接近“通才教育”。它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多维人”为宗旨，注重培养适应现代技术社会的创造力，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其具有强大的社会生命力和高度的稳定性。“不可否认，浙大的‘通识教育’模式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能够在切合国情的前提下，加入一些传统‘博雅教育’追求自由心灵的理念，是否更能解决现代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呢？”